☆胡波不是卡夫卡那样的人，他有很多东西要表达投行配资信息门户，只是不被世界接纳，“他是一个很想对这个世界说得更多的人”。
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
责任编辑｜黎衡
没有人确凿知道胡波的写作始于何时，但他的作品里常常能看出真实人生的端倪。图为胡波。潘图 摄
2017年5月，瞿瑞和胡波从微博上相识，他看过她的小说，发来私信。那年初他出版了一本书《大裂》，他们聊起各自的作品，喜欢的作家、导演。胡波说，他拍了一部电影，刚刚粗剪完，没有调色，没有字幕，你要看吗？
那部电影特别长，接近四个小时。瞿瑞知道青年导演的习作通常就那么回事，不过这一次，她看进去了，从凌晨零点一直看到四点多。她有点激动，立刻约他见面，第二天中午她请客吃饭，感谢他拍了这么好的电影。
她的第一印象，他开朗，坦诚，“眼睛特别亮”。他用真名拍电影，写小说用笔名“胡迁”。胡波告诉她，起这个笔名是为了提示自己，创作要像候鸟一样不停迁徙。后来瞿瑞才明白，“这个名字对他而言，意味着一种自由的可能性”。
当时这部名为《大象席地而坐》的电影正深陷和资方的矛盾，瞿瑞也在为一家公司写剧本，两个人一起骂老板，聊文学。
他们很快成了交谈文学的挚友。他不停写小说，写好一篇，就给她发去一篇。如果不喜欢，她会直言不讳：文本缺乏技巧，诗更粗糙，应该更多雕琢。他没有不高兴，偶尔继续修改，也拥有足够自信。
那段时间，电影的纠纷却逐渐使他走入绝境。
到了10月，他的第二本书《牛蛙》出版了，他们见面，他给她送书，签上名。三天后，他用一根绳子吊在出租屋外的楼梯间，结束了生命。
一位青年导演的决绝自缢激起千层骇浪。他生前的一条微博被转发了近万次：“这一年，出了两本书，拍了一部艺术片，新写了一本，总共拿了两万的版权稿费，电影一分钱没有，女朋友也跑了……”
北京证券股票配资后来的新闻报道逐渐还原他的一系列遭遇，而他与电影出品方的冲突受到广泛关注：因《大象席地而坐》的后期制作无法达成一致，胡波和监制王小帅、出品方冬春影业反目，试图买回电影版权无果。
瞿瑞和另外两个朋友一起去停尸房看了他。他总是念叨自己活不长，但没人想到会这么快。
去世前几天，他把过去半年的所有小说和戏剧剧本《抵达》按顺序排列好，整理成一份文档，发给了瞿瑞，告诉她新书写完了。
吊诡的是，他的死亡为作品换来了好境遇。曾经要价350万元的《大象席地而坐》版权，被无偿转让给他的父母。第二年，《大象席地而坐》在柏林电影节、香港电影节、台湾金马奖相继获奖。获颁金马奖最佳剧情长片当晚，三家出版社找到瞿瑞，同意出版《大象席地而坐》的剧本。
世界滞后地回馈着这个生前没有被足够重视的年轻人。
又过了几年，戏剧导演王翀开始拍关于胡波的纪录片。在他济南的老家，王翀找到了一部旧电脑，发现里面有一批文稿，马上发给了瞿瑞。一些从未发表的作品重见天日。
“就好像是，胡波还想要对这个世界说点什么。”她说。
他没有留下遗书。九年过去，朋友们聚散离合，他的父亲去世了，精神导师贝拉·塔尔也死了，王小帅终于做出了公开回应，但关于他的死亡仍有谜团待解。唯一的线索，只有他短暂一生里写下的五十多万字小说、剧作和诗歌。
瞿瑞一直在整理胡波的遗稿，想办法出版，把他更多的文字留下来，这个过程却远比预想中更加波折和漫长。
《大象席地而坐》剧照。潘图 摄
生与死之间的忧郁
楚延华在半百之年失去了唯一的儿子。她以开出租车为生，丈夫比她大十三岁，负责在家做饭。儿子从小长得虎头虎脑，个头高，她叫他“小胡波”，“轻易不大惹事，但他这个脾气也挺犟的”。
她不清楚小胡波为什么对电影感兴趣，只记得他从小就喜欢写作。从五六岁起，他就独自住一个房间，经常一个人待着写东西，“不知道写什么”。
没有人确凿知道胡波的写作始于何时，但他的作品里常常能看出真实人生的端倪。
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小区》从23岁开始写起，几年间修改了三个版本。它讲述了1990年代一个小区里的众生相——孩子、疯女人、车棚管理员，暴力、罪恶和秘密交织，用主人公的话说，“构成了我痛苦而漫长的童年”。
上高中时，他告诉母亲，自己想学电影，楚延华说，你愿意学什么就学。他三次高考才考上北京电影学院，中间一度入读山东传媒职业学院，同年底退学。
这段短暂的专科生涯被他写进中篇小说《大裂》：高考落榜五次的主人公考入本地最差的大专，和几个同学一起虚度青春，在校园发生暴力事件时，他们却执着于挖掘一条地下通道，试图寻找黄金。
这篇小说获得了台湾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。生前为数不多的采访里，他向记者描述《大裂》里的青年：“要说这种群体的特征，大概就是烂尾。也许每学期，或每周开始，你有一个想法，然后就烂尾了……此刻的每一瞬间都是之前的烂尾。”
2016年，胡波去台湾领奖，和作家黄丽群相识。她对胡迁的印象是很清爽的年轻人，言语简洁，带冷涩的幽默感，一时间“无法理解他的写作中为何会出现那样极致的伤害性”。
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，胡波不想像同学一样接活挣钱，于是用大量时间在北京东五环外的出租屋里写小说，一边参加创投，寻找机会。他说自己在拍电影的间隙写小说，“而拍电影这件事，基本上全是间隙”。
对他来说，文学是一个更安全的出口，是“可控的、有安全感的”，生活里的很多事情归根结底是衡量和算计，而“文学指向真理，里面有‘生与死之间的是忧郁’，有纯粹的美感，不论叙述得有多么复杂和灰暗，它都呈现着一种恒久的人类存在状况”。
这个阶段创作的小说里，有他导演际遇的缩影，他写主人公参加电影创投演讲半路卡壳，写电影投资人的荒诞虚伪，写混迹在艺术圈的年轻人的失意。他小说里的人名，很多都是周遭同学和朋友的名字。
他曾对瞿瑞说：“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生活中某段经历的提炼。”
这批短篇作品里，就有《大象席地而坐》的同名小说。电影讲述四个被各自生活抛弃的人一起坐上大巴，去满洲里看一头传说中坐着的大象，影片最终停在半途，大巴在半夜被截停，大象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。而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台湾，为了知道为什么大象一直坐在那儿，任别人拿叉子扎它、扔吃的过去它都不理，主人公去了花莲的动物园，真的见到了那头大象。
在导演阐述里，胡波清晰地写道：“我一直想说的，是人在痛苦时，世界在一旁观望，意识到的时候就是否定自我存在的时候。”
2018年7月21日，《大象席地而坐》作为第12届FIRST青年电影展的开幕影片，在西宁完成中国大陆首次公开放映 。
老袁和胡波是大学同学，上学时他们偶尔交换阅读过彼此写的小说。有一次聊天，胡波没有回答她的问题，而是说起自己的狗生病了，老袁有点生气，觉得他在故意回避，对话没再继续。等到胡波死后，她翻开了他之前寄来刚出版的小说《牛蛙》。
他在后记里写到，他从通州狗贩手里买来一只柴犬，回家后检测出犬瘟，想找狗贩讨个公道，才发现那是一个欺诈产业链。他每天听着惨叫为它打针，清理它吐出的虫子。有天夜晚它狂吐不止，照顾一整夜到第二天中午，它已经僵硬了。他把这条名为马修的狗写进小说里，让它活着，对它说了一声再见。现实里的马修死了，胡波在小说里给了它更好的结局。
读到这里，老袁崩溃了，但“至少我知道了真相”。
胡波走后，她一度抗拒看他的电影，那些新闻让她混淆，仿佛胡波已经成了一个符号——一个著名的导演、早夭的天才，还是她认识的那个胡波吗？读完他的书，她才意识到，“他虚构出来的世界，可能会比他真实可考的人生更加能够概括他的名字”。
对他来说，文学是一个更安全的出口。图为胡波。潘图 摄
他的彼岸
王翀是在胡波死后才认识他的。他一直创作舞台剧，是中国新浪潮戏剧的发起者，得知胡波的遭遇后，他忽然想做一件从没做过的事——拍纪录片。
他找到胡波身边各式各样的人采访，甚至远去匈牙利采访曾指导和赏识胡波的电影大师贝拉·塔尔。每当解释为什么要拍胡波，他就说，“我是千万个文艺青年派来的”。
胡波的好友、《大象席地而坐》摄影师范超第一次见到王翀就哭了，前十分钟，他几乎没听进去王翀说话。他说，王翀的身高和长相很像胡波。
2022年，王翀去胡波在济南的家拍摄。那是大明湖对面，一个由旧村改建的老小区，五六层高，他们住在一楼。在胡波的遗物里，他发现了一张从五台山去呼伦贝尔、几天后又从吉林回程的火车票，推测他中间可能去过满洲里。
他发现，胡波的很多作品都讲述着类似的故事——人去某处寻找彼岸，《大象席地而坐》的电影和小说、短片《到科尔多瓦》、戏剧《抵达》都是如此。他认为，去远方和彼岸，代表着胡波对现实的不满，这种不满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机制或社会结构，而是对整个世界。他怀疑人的存在本身。
胡波在短篇小说《漫长的闭眼》里写到一个情节。一年前，他路过一个桥洞，一个人影一晃而过，他突然感到好像还会有一种别的可能性，但可能性让他更加沮丧。“即便我知道生活会莫名设计出很多花招，让你觉得灰暗并不是永恒的，但这又有什么用。”
电影学者戴锦华是胡波逝世后才成为他的读者，完全只是通过作品走进他的世界。读他的小说，和她在电影中感受到的东西很像：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游荡，度过姑且还活着的时间，我们不满意，我们不可能去想象还有别的地方让我们活得不像这样。”
如果说胡波一直在寻找着什么，他早期的作品的确找到了一些答案。瞿瑞喜欢他那时的小说，尖锐同时也轻盈，用阴阳怪气的幽默感化解了许多沉重。她觉得，创作本身为他带来了喜悦，当时的文字和人都更昂扬，“充满野心，充满抱负，并且他觉得自己寻找到了一种文学上的声音或方式，去回应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”。
在《大裂》的结尾，主人公独自在黑暗中挖掘，很多年后终于在地下找到了黄金，离开了那个荒凉之地。
电影对他来说曾是一束光。小说《牛蛙》中，主人公讲述喜欢看电影的原因：“只要看到黑暗中有片说不清楚的光影，就会让人觉得世界还是美好的。”《大象席地而坐》被搁置后，2017年7月底，胡波在FIRST青年电影展训练营和贝拉·塔尔相处了八天，在他的指导下拍摄了短片。很快他也签约了第二个长片剧本，人变得积极起来。
他在《牛蛙》中写下那种庆幸：“一种深沉的感动攫取了所有人。他们从黑暗中生还。”
看过胡波那么多资料后，最让王翀受冲击的，是他生命最后阶段的聊天记录。在那些对话里，胡波和他的伯乐王小帅、刘璇从共同创作的“蜜月期”、生活上的关心，慢慢走向激烈的对峙，关系的变化令人唏嘘。
从旁人的角度看，2017年是胡波的丰收之年，他一年之内出了两本书，拍完了一部长片，一部短片，但身边的朋友见到他总是那么着急。“他对艺术能改变什么非常悲观，但是与此同时他总憎恨自己做得不够多。”瞿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“总觉得有一种紧迫感在追着他。”
生前最后四个月，他仍以极快的速度创作小说，经常熬夜，有时两三天就发来一篇新的，瞿瑞能读出是“一气呵成式的”。这些作品传递出越来越深的绝望，瞿瑞感觉到他的精神处于极度焦灼中，压榨着自己。
戴锦华不太喜欢这批小说，后来推测这是“他已经蒙了死志”之后写的作品，她明白了那种仓促感从何而来。
此时，他的精神几乎已经很难抵达任何地方。无法追溯具体时间，胡迁写了一首诗，《这里什么也没有而你在找什么》：
“人们不需要
悠长足迹从黯淡里蔓延出来
而四下荒芜的房顶
连接成大陆的房顶
在记忆里的爱抚
以及
所有不需要的事物
统统去地球的另一面
那意味着永恒，不确定”
胡波在片场读剧本。潘图 摄
我们为什么没有能够留住他
罗丹妮是通过胡波的死讯知道他的。她迫切地询问身边的朋友是否认识他，她没有看过他的作品，仅有的了解是，他出版了两本书，新写了一本，一共两万元版税。“他太孤独了，得到的太少了。”
她是资深的图书编辑，策划出版过双雪涛、班宇、陈春成等新生代作家的作品。胡波去世后，他的编辑公开了不久前还在和他讨论新书的聊天记录，罗丹妮看到后，忍不住假设，如果自己是他的编辑，会怎样面对这件事。
连串自问就这样出现：他的读者是不是太少了？彼此那么熟悉，为什么没有想到他这么痛苦？哪些事是本该做但没能尽力做的？我们为什么没有能够留住这样一个人在这个世界？
几年后，罗丹妮在胡波的一次图书活动上认识了瞿瑞。当瞿瑞问她有没有兴趣出版胡波的遗作，她第一时间就答应下来。某种意义上，她真的成了胡波的编辑。
单读在2021年和胡波的父母签订了出版合同，支付了部分稿费。然而，真正的推进极其缓慢。单读的团队很小，做图书出版的人手太少，“坦率地说，不像出别的书那么急迫，因为会有活着的作者去逼你”。
瞿瑞有些困惑，催了好几次，罗丹妮只能道歉。至于换出版社的可能性，瞿瑞之前就问过其他相熟的编辑，得到的基本都是一口回绝，当时正值疫情期间，出版业困难重重。
到了2023年，胡波其他作品包括电影剧本的版权全部到期，在瞿瑞的建议下，单读决定出版整套全集，收录他的全部作品，一共七本书。
赵芳和刘会是两个95后，她们曾在北京高碑店一起看过《大象席地而坐》的线下放映。后来她们先后加入单读，成为胡迁全集的编辑。
看电影的时候，赵芳一直有个疑问，主人公们通过看大象来逃离现实的痛苦，但那头大象到底代表什么？直到她读到胡波的小说，最后，主人公翻过围栏跑向那头坐着的大象，发现原来它的后腿断了，能坐稳就很厉害了。他很想抱着大象哭一场，但大象一脚踩向他的胸口。
这是她编辑全集的过程中，“哭得最惨的一次”。
找寻合作出版社的过程一波三折。从签约之后，罗丹妮就拿着胡迁已出版的图书销售数据和不同的出版社谈，最初大家都表现出强烈的合作意向。其中最好的一本，开卷数据显示卖了四万多本，加上其他渠道，实际销量预计有八九万本，在原创文学中，这算是畅销书了。即使从商业的角度，这也是一个好项目。
但是辗转三家出版社，都出于各种原因犹豫和搁置了，等待书号的过程也格外漫长。每次换出版社，流程又要重新走一遍。焦灼的等待中，胡波的父亲在2025年初病逝。
到了那年夏天，他们再次被迫另寻下家。罗丹妮和赵芳、刘会一起去参加中信出版集团的讲书会，她卖力兜售，“就文学的创造力来讲，胡迁不比任何一个我做过的当代作家弱，他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精神强度、生命力、原创性，超越了很多同代人”。
合作最终达成，不过出版方提出期待，如果罗丹妮认为胡迁是好的，大概他也可以像她经手的其他青年作家一样畅销。
最终进入出版流程后，罗丹妮感觉到，伴随着出版行业近年持续的低迷状况，合作方对这套书的前景越来越不看好。每次去开会，对方总是愁容满面，强调前期的成本已经极高、社内考核严苛，几乎是亏本在做。罗丹妮有一次忍不住发了脾气：你们说这话，让我觉得做这套书都对不起你们了。
其实她很清楚，不能再苛求对方，“面对这些绩效的压力，他们没有放弃这套书就已经很感恩了”。她经历过出版业更好的时候，发现很多同行已经很难感受到那种激情，认定自己在做一个重要的作家、多棒的作品。
做书有时候很分裂，需要对作品有真实的情感，但被触动只是一刻，仅凭那一刻如何支撑起严苛的商业决策？“这过程太漫长了，热情会被消解。”罗丹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在她看来，胡波一直在对抗那些讲效率、讲成功、讲力量的说教，他生前已经小有所成，才华得到了验证，但占据成功和优胜位置并未缓解他的痛苦，他痛苦于人被伤害，以及规则本身的束缚。
2026年3月，《胡迁作品全集》终于出版。
书真正下印的时间比约定的再次延宕，首印的数量也变少了。他们早就寄出了很多试读本，整整一年没有收到多少反馈。全集更考验读者的时间成本，加上作者已故，没有多少人情可以加持。
这个过程中，罗丹妮换了工作，从单读去了三联，这套书成了她经手时间最长的原创作品。
《大象席地而坐》开机仪式。潘图 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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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会去他的作品里再感受他
对于全集中作品的取舍，王翀和瞿瑞发生了好几次争执。
在新找到的作品里，有一部中篇小说名为《白鱼边境》，王翀把他视为胡波重要的作品，因为他再次写到了对彼岸的追寻。
瞿瑞的考虑是，它太像习作，胡波在世时也从未考虑把它收录进哪本小说集，她推测这是他非常早期的作品，不够成熟。和几位编辑商量后，他们也拿掉了另一个过于粗糙的短片剧本。
就像他活着的时候，瞿瑞会直说批评意见，对于他的作品，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有一些男性中心的表达，她并不喜欢。“我不要神化他，我也不完全认同他，我也不要他的那个形象吞噬我的生活。”
参加新书发布会时，戴锦华说，她不希望因为胡波没有活到而立之年，人们就要给他派定一个电影史或文学史上的位置，那样对死者反而不敬，胡波也不需要同情和怜悯。
阅读胡波的作品让她有些窒息，有喘不上气的感觉，“书写了我们置身其间的现实”。她看过很多人最初的写作带有真诚和勇敢，但入局之后，更多的考虑变成了如何在游戏规则中取胜。对她来说，胡波最宝贵的是保持了野生的状态，他的创作纯粹出于真诚的冲动，就像时时在宣告：“你听着，我有话要说。”
罗丹妮觉得，胡波只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青年作家，不能也无须用技法、成熟度、文学成就去归纳。出版他的书，并不是要把他拔高到什么地位。她合作过不少和胡波同龄的作家，在那一代人中，他最难得的是写出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和思考，有他的独特性和辨识度。
她对《小区》的结局印象深刻：当人们侵害疯女人时，主人公再也忍受不了身体深处的罪恶，朝着整个世界的粪池栽了下去。
她经常想起胡波，尤其是当为身边的人和事感到痛苦和愤怒的时候，“其实还有一个人，他也在看见，他有一颗那么柔软的心，而我也不是一个那么奇怪的人”。
关于胡波有很多误解，让瞿瑞感到痛苦，有人说，胡波是一个过于自大以至于越活越狭隘的人。相反，她觉得胡波拥有一种强大的生命力，他比大多数人都投入对世界之爱，因此才感受到更深的绝望。
罗丹妮同意，正因为相信美好，胡波更容易看到悖谬的部分，看到人性的黑暗。
电影《大象席地而坐》借少女黄玲的台词说：“我好想爱这个世界，但它总是给我那么多挫败。”
起初整理遗稿，瞿瑞一度纠结，有些作品是不是达不到出版标准，还需要再改一改？过去她觉得一个作品，要么好，要么坏。这些年下来，她发现自己在变：比起严苛的技术审视，她越来越看重生命本身。
现在她最喜欢那批曾经觉得粗糙的诗歌，更珍视那些不加打磨和设计的杂质。胡波把自己完完整整地放在文字里，他的瑕疵、犹豫、困境，甚至表达的错误，全都赤裸地呈现了他的生命历程。
“他非常坦诚地交付他的生命经验，所以对我来说，这个书就等同于他这个人。”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人们常常用可惜的口吻谈起胡波的选择。和新认识的朋友聊起来，瞿瑞不再说他是想不开自杀了。她对告别有了新的理解：“告别就是带着一个人全部的记忆（绝望和可能性）活下去，使他身上拖曳的那个世界免于被遗忘。”
她现在会说，我年轻的时候有个朋友，我会去他的作品里再感受他。
胡波生前养的猫“小欧”。受访者供图
好好活着
2024年8月，胡波的父亲脑梗入院，出院后瘫了半边身子。楚延华在丈夫的指挥下学做菜，喂饭、照料，直到他五个月后离世。
如今她独自生活，不敢看电视，扛不住那些亲情的桥段。一个人待久了，心里就哗哗难受。她每天下楼买菜，和邻居聊聊天。但谁要是提起自己的儿子，她掉头就走。
她清楚记得和儿子通过的最后一个电话，翻来覆去看他最后阶段的聊天记录，他搬了新家，安装网线，“没有一点要死的迹象”。
楚延华去柏林电影节领奖的时候第一次看《大象席地而坐》，“就是挺真实的，电影里发生的事情，哪个不真实你说？”
王翀回溯了胡波的成长经历，发现他是“得到了很多爱的孩子”，他的痛苦和敏感，只是每个人的不同选择和命运。
一直以来，胡波想学什么，楚延华就支持。读电影学院，他要拍短片，她就给他转钱。他毕业后没有稳定的收入，楚延华说，当导演不容易，张艺谋四十多岁才出名，我养你到四十岁。
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像传闻中拮据，足够支撑楚延华的生活，她用胡波作品继续产生的版税，聘请律师，想办法维权。
这些年里，她和王小帅在公众面前仅有一次直接交锋。2024年6月，台北电影节取消了王小帅的国际新导演竞赛评审团主席身份，王小帅发表声明，强调因胡波去世引发的传闻和攻击不实。楚延华写下给王小帅的公开信，“请您看着我的眼睛，与我直接对话”。
之后，王小帅发布长文，从创投、立项、取景、筹备、拍摄、经费、剪辑等整个流程，说明了合作《大象席地而坐》的始末，解释一些误解产生于“电影工业流程最常规的做法”。他为曾经发微信指责胡波道歉，“写下了那些情绪失控的话”“是不理智和不够冷静的”。这是王小帅首次对他们的矛盾细节做出解释，并表达了对胡波的欣赏、惋惜和悲痛。
王小帅的微博至今停留在两年前这篇长文。这没有平复楚延华和外界的质疑，之后的继续追问，他没再回应。南方周末记者通过多个渠道联系王小帅，截至发稿前没有得到回复。
“我儿子不能白白死。”楚延华在电话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胡波的朋友们每年会陆续来济南看看她，她和他们原本都不认识。这给了她安慰。
有一年冬天瞿瑞去济南，帮忙签订出版合同，楚延华看她穿得太少，突然从包里拿出一双新的加绒靴子，让她当街换上。她让瞿瑞想起胡波，“能看到胡波那种骄傲又正直的性情在一个女人身上是怎么表现的”。她对楚延华说自己梦见了胡波，胡波说了些话，楚延华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你要把这件事写下来，因为梦会丢的。
胡波离世后，朋友帮忙把他生前养的猫送去济南，给了他父母。后来有一天，猫发情了，楚延华惊慌失措，连夜把猫送回北京，让瞿瑞带去做手术。这只猫一直跟着瞿瑞，从北京搬去了海口。
瞿瑞二十岁出头时，父亲心脏病猝逝，她陷入了漫长的抑郁，身体也不好，直到认识胡波，两个人能说说话。胡波走后的第一年，她经常打开和他的聊天框，想要说点什么。
新冠疫情之后，她搬到海口的郊区，每天种花，照顾猫狗，写作或阅读三小时，锻炼身体，尽少消费。
胡波曾对瞿瑞说，你写的是内部的小说，而我写的是外部的小说。胡波的生命停滞，让他无形中成为了对照组，瞿瑞越来越清楚，她和胡波对世界的经验和体认有什么差别。他们的痛苦不一样，他总想做点什么，让世界听到，而瞿瑞觉得，挫败是人生的常态，书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。
一个世纪前，作家卡夫卡留下遗嘱，要求好友把自己的作品焚毁，好友反而整理出版。瞿瑞没有犹豫过将胡波的遗作示人，因为她确定，胡波不是卡夫卡那样的人，他有很多东西要表达，只是不被世界接纳，“他是一个很想对这个世界说得更多的人”。
她常受困于身体的乏力和自我怀疑，整理遗稿也好，写作也好，都不抱着非要做成什么事的心态，“这两年学会了原谅自己，不要跟这个世界硬刚”。
胡波死在29岁的秋天，瞿瑞比他小四岁，赵芳和刘会更小，现在，“我们已经比他老了”。
瞿瑞记得和胡波最后一次见面，那天胡波送她回家，后来发来微信：你要好好活下去。
校对：吴依兰投行配资信息门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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